阶级与宗教的本质是种姓

学过马克思理论的都应该非常熟悉「阶级」这个概念，中国的数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的斗争和对抗，追寻实现大同社会的历史。

阶级的根源是什么？ 马克思的解释是对资本的控制和垄断，构建了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差别。
但是经过我们的历史考察之后会发现，阶级的背后其实存在着一种暗势力，如果顺着历史的脉络盘查，会越来越清晰的发现，这些暗势力都纷纷指向了一个目标，即「种姓」，它们以种族和血缘为纽带，以利益为联姻，盘根错节地构建成一个集团。这与马克思所说的一盘散沙的阶级是完全不同的，这种集团，其传承将会是以数代记，并且会有阴谋谋划，有其所窥觑的目标的，更是有着内部的严密组织的。这种集团如果在社会中逐渐得逞，这个社会就会逐渐被腐化，进而形成阶级固化，从而产生阶级压迫。

种姓，通常被人们认为是印度独有的文化特征。但是，其实种姓最迟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就在中国存在。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就曾提及，在唐朝时期，中国周边的蛮夷都存在着种姓制度，而唐朝也存在一个奇怪的特征，即以姓为贵。当时贵为唐朝皇族陇西李氏，也只能屈居第三，排在博陵崔氏和清河崔氏之后，后二者分别在唐朝出了 15位宰相和12位宰相。

而以姓为贵，在中国古代应该最迟起源自东晋的门阀。有意思的是，门阀恰恰也消亡于唐末的黄巢起义时期。所以，沈括的北宋时期，门阀和种姓在中国就不再显性的存在了，但它并未根绝，按我们的历史考察来看，所谓起源自北宋时期钱塘地区的「百家姓」就是一个含儒量极高的清单，因此，百家姓，当时在钱塘地区，乃至南宋时期，恐怕就是种姓、门阀的一种潜规则形式，排名越靠前的，就代表了种姓级别越高。

种姓，之所以是压迫，甚至迫害民众的根源，就在于它们以自己的种与姓为优越，试图凌驾在其他种与姓的民众之上，构建种种的特权，甚至不惜篡改历史和更名改姓以隐藏自身的罪恶。它们不认为与其同居一地的民众是同胞，更非同袍，因此它们可以肆意压榨百姓，贩卖人口，甚至可以进行人身监禁和施以酷刑，比如南宋时期朱熹所推行的保甲制就和现在的电诈集团几乎一样，在南北朝时期，羯胡甚至会以汉人为食，这与标榜自己为大和民族的日本人极为相似，日本士兵就在二战时期以战俘为食。这些习俗显然存在着渊源关系。有意思的是，电诈集团就以福建人士为多，到的确与朱熹是老乡，而日本军国主义则的确与羯胡有渊源。

宗教，则是级别高的种姓控制社会大众，愚化民众，历代享受民众供养，盘剥和奴役民众的一种工具

这一点，通过我们之前考察的东干族就可见一斑。东干族 150 年来，都是由所谓圣裔家族所垄断其社会管理权力，包括宗教、学校、博物馆管理等，并且他们还创造了结合了俄罗斯字母和陕西话发音的新文字，非常显然，这样的文字创造与其说是保存其文化传统，不如说是其圣裔家族控制东干族人的思想，与外界信息隔离，塑造信息茧房的工具

有意思的是，中国江浙和福建沿海一带，就曾经方言众多，相隔一村一县，往往方言就不相通，这种现象在今天依然可以在某些地区看到。这显然表明这些地方曾经被某些家族或者宗族所垄断，民众的信息与外界隔绝。

而我们了解这些历史之后，再反观秦始皇所做的「书同文」，统一文字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称他为始皇帝，堪比三皇五帝，的确实至名归。

宗教，在后来就逐渐演变成了党派，比如国民党，就带有典型的宗族和家族控制的特征，与其说是天下为公的党派，倒不如说是为宗族和家族牟利的结党营私之流更为贴切，天下为公只是一个羊头罢了。而西方的政党更是如此，利用党派牢牢控制着社会权力与思想，西方底层民众乐此不疲

当然，宗教的另外一个变形形式是偶像与权威。打造科技天才、明星、偶像、学术权威的形象，广为推广和互相吹捧，构建了实际的话语控制，审丑标准，学术规范，使得民众如两脚羊一般任意驱使和牧养

于是，这些种姓就可以永远受民众的供养，拥戴，追捧，而自己则被思想奴役，经济压榨而不自知。

当然，以后还会有其他的变形形式，毕竟它们被古人称为九头蛇，也不是浪得虚名的。
而与这种暗势力的集团对抗，民众必须团结起来形成更为强大的力量，需要有英明的领导者，永葆初心和自我革新，心系大众福祉的政治力量，还需要每个人都时刻警惕暗势力的复燃，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所警示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越是到了中国最强大的时刻，越需要提防，因为它们往往此时越善于隐藏自己….以伺机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