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驾崩与儒教夺权
在明白郑和很可能是一位变法大臣，以及洪武、永乐和宣德年间正在进行社会变革之后，随之而来的另外几个大问题是：
为何这场社会变革会嘎然而止？
为何测量了更准确的天文数据却没有修改历法？
为何明初的航海、天文、冶铁等技术和社会变革资料在成化甚至正统年间就不见了？
本文就尝试分析和给出可能的答案，本文的分析皆从历史史料出发，但是分析结果相信对现代也有许多启发。而其中可能有些结论会让许多人接受不了，但历史如镜，如果我们不能正视真实的历史，那么历史必然还会反复上演。
据说黑格尔说过：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
这句话的背景显然是人们面对历史是非常不诚实的，他们会篡改、隐没、杜撰历史。如果历史是虚假的，自然不可能从历史中学习到真正的教训和经验。
此为「郑和与几何」系列文章第五篇
中国古代的社会改革都是由皇帝发起和支持的，比如商鞅辅佐秦孝公变法，王安石辅佐宋神宗变法。皇帝不想变法或者不支持变法，那就没有任何人可以变得了了，但如果皇帝想变法，却并不是那么容易，会遇到重重阻力。中国历史上变法成功的主要集中在春秋和战国时期，比如管仲辅佐的齐桓公，申不害辅佐韩昭侯，汉以后鲜有听闻变法成功的，甚至连变法都很少听说了，当然，也可能是被历史隐没了，就像明初的一样。
明初的社会变革之所以被隐没，和三位皇帝的驾崩应该有着非常大的关系：永乐、宣德、正统
明英宗在 1449 年遭遇的土木堡之变并非驾崩，但可当作驾崩看待，因为土木堡之变显然是想将他置于死地，只是他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这三位皇帝所遭遇的意外都充满了许多诡异之处，如果仔细爬梳史料，会发现有一股势力在背后不断的夺权，试图阻碍社会变革，这股势力就是儒教集团。
儒教集团并非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主体，他们可能自己也并不认为是一个集团，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名单，也没有任何类似教会或党派管理严密的组织，他们的人数非常众多，或隐或现，难以捉摸。之所以如此称呼，主要是为了行文方便，以便于能够被指称。儒教集团的主要特点就是极度信奉儒家学说，明初时期尤其以信奉和推崇程朱理学思想和观念为特征。他们为了维护其信仰或者相互怜惜而自发产生了「共谋」，这种共谋在当时，他们自己会认为 100% 正确的，但站在历史的长河中看，无疑是阻碍了社会进步，甚至让社会发生了倒退。
成为世族是儒教集团之所以可以绵延不绝的动力所在，因为儒教的终点就是问鼎帝师，位列三公，光宗耀祖，为子孙世代萌荫，为宗族和社会所敬重。即世族与儒教是一体两面，因与果，念与行。
在分析明初皇帝驾崩之前，有几位儒教集团的代表人物需要提前列出，这些人可能并不认为是一个集团的，但他们的确彼此之间，代代之间发生了「共谋」：
宋濂（1310 — 1381），明初著名儒家，推崇程朱理学，在元代时曾拒绝出仕，在朱元璋称帝后为太子讲学，洪武二年开始修「元史」，洪武七年纂修「皇明宝训」，后因胡惟庸案牵连而全家流放四川。弘治九年为其平反
方孝孺（1357—1402），宋濂的学生，是蜀王朱椿的世子师，辅佐建文帝的三大臣之一，在建文帝刚刚登基的第一年就参与并组织消藩，罢黜了周王朱橚 （1361—1425）、湘王，齐王，代王，岷王。在永乐帝发起靖难之变并入主南京之后被处死，其家属也遭牵连流放
蜀王朱椿****（1371-1423），朱元璋第十一子，是永乐帝的弟弟。非常欣赏宋濂，宋濂去世之后为其迁移过墓地，在 1390 年刚被封为蜀王后就邀请方孝孺作世子师。在永乐十五年时曾举报在靖难之役中为永乐帝打开南京城门的谷王谋反叛乱。而谷王当初打开京城城门自然是导致方孝孺被杀的直接原因
夏原吉（1366—1430），建文帝时任户部右侍郎。靖难之役后，在永乐年间担任户部尚书，此后又相继辅佐仁宗、宣德。一个细节是，在永乐帝驾崩于榆木川时说过一句话，在「皇明名臣经济录.夏原吉行状录」记录「驾至榆木川，不豫顾左右曰：夏原吉爱我，八月计至」此时夏原吉其实正处于大牢之中。按现在的历史记录是因为他反对永乐帝北伐，但令人奇怪的是，永乐帝第五次北伐充满了蹊跷之处，因为总共五次北伐，只有此次没有遭遇到任何鞑靼部，在班师回朝的途中病死在榆木川。夏原吉在永乐帝驾崩，明仁宗登基之后，就立即为方孝孺平反，并且将当时牵连的方孝孺的朋党一起赦免，甚至回朝任用。在明仁宗时封太子少傅，进封少保，位列三孤。另外，在其形状录中还有记录「罢西洋宝船、云南交趾采办金宝香料，各处闸办金银课程」即是夏原吉提议明仁宗取消郑和下西洋，以及在云南和越南采办香料和金宝，在各处采办金银的。我们知道，云南和越南其实没有香料，金宝也不多，但是云南和越南的金属种类和储备都是非常大的
杨荣、杨士奇、杨溥三人并称“三杨”，按现在历史被称为永乐和仁宣之治的缔造者之一。三人均在宣德帝驾崩后被张皇后选中辅佐正统帝。
杨荣（1371—1440），在永乐帝第五次北伐时陪同，永乐驾崩后，密不发丧，带密诏回京，让太子登基，加太子少傅**，在正统三年成为**少师，位列三孤； 负责重修「明太祖实录」和「明太宗实录」、负责编撰「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
杨士奇（1365—1444），在建文帝时被方孝孺推荐编修「明太祖实录」，明仁宗时封为少保，少傅，兼华盖殿大学士，正统年间晋升少师，位列三孤。还参与编撰「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历代名臣奏议」
杨溥（1372—1446），永乐十二年曾下诏狱，永乐驾崩后获释，并升任翰林学士，宣德帝时入内阁明朝内阁首辅**、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
胡濙（1375年—1463），建文四年为兵科右给事中，在永乐年间十多年行迹不明，据记录成祖派遣胡濙以行医名义，四处查访建文帝下落，永乐十四年（1416年）还，擢礼部左侍郎。永乐驾崩后，升任礼部侍郎，宣德年间任礼部尚书。在宣德三年时，宣德帝以年老为由，让夏原吉，杨荣，杨士奇退休，不必再处理朝政，但胡濙进言后， 让他们可以继续留任参与政务讨论。在宣德帝驾崩后****被张皇后选中辅佐正统帝
英国公张辅（1375—1449），骁勇善战，参加靖难之役，并占领安南设立为交趾布政司，在永乐第五次北伐时陪同，永乐驾崩后掌管中军都督，进升为太师，位列三公，监制「明太宗实录」。宣德驾崩后被张皇后选中辅佐正统帝，在土木堡之变中陪同明英宗北伐，在此役中去世
张皇后（1379年—1442年），明仁宗朱高炽的皇后，宣德帝的皇太后，正统帝的太皇太后。 宣德帝 36 岁驾崩，皇太子才 9 岁，辅佐幼主，据历史记录：当时英宗宠信太监王振，太皇太后得知大怒，重重惩罚了王振。导致在太皇太后有生之年，王振一直不敢干政
于谦（1398－1457），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太傅。正统初年，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朝政，很器重于谦，后王振理政时期，于谦曾被判处死罪，后被贬官为大理寺少卿。正统十三年（1448年），明朝边防吃紧，于谦被召入京师，担任兵部左侍郎。之后第二年，按现在历史记录：“蒙古也先率军大举进犯明朝，王振唆使英宗亲征。明朝兵部尚书邝埜与于谦均极力劝阻，英宗不听。邝埜只能跟随英宗亲征处理军务，而留下于谦管理兵部事务。同年发生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百官身亡，明军大败并主力丧尽”。 英宗在夺门之变之后，「以谋逆罪，杀于谦弃市」
以上列出的信息并不完整，应该说缺失了非常多细节，但是大致可以体现出来当时朝政中的一个情况，即已经显露出来了儒教集团的形态，到张皇后选择正统帝的辅佐大臣时，产生了合流，已经显示出儒教集团的夺权成功，最后王振的努力，只是变法的最后一次努力，但也被设计绞杀殆尽了。而且可以清楚看到，明太祖、明太宗、明仁宗、明宣宗的实录都是他们负责编制的，而且明太祖和明太宗的实录还被重修过，可见这些实录其实只能体现他们想表现的故事了，他们不想让后人知道的，自然就会隐没了。
那么真实的历史可能是怎样的呢？我们先来罗列一下三位皇帝驾崩前后的蹊跷之处：
- 永乐帝驾崩是第五次北伐（1424年）班师回朝的途中忽然病故的。此次北伐非常奇怪之处是，集结大军出发两个多月，竟然根本没有遭遇鞑靼部的踪影，只好班师回朝，在回朝的途中病故，而由病到亡的时间只有三天：7月15日病重。16日行至榆木川昏迷不醒，18日病故。在其驾崩之后，大学士杨荣密不发丧，连夜带密诏回京。而永乐帝所留的遗诏也非常简短，只有一句话「遗命传位皇太子，且云丧服礼仪，一遵太祖皇帝遗制」，据「明太宗实录」记载遗诏是在其病故前一天留给英国公张辅的。如此简短的遗诏非常罕见，在历史上绝无仅有。而明太宗实录是经过张辅和杨荣二人编制和重修两次的，其中过程究竟如何，就随他们发挥了。 而「皇明名臣经济录」可能有人知道实情，通过「夏原吉爱我」这种历史上极其罕见的表述来试图告知一个惊天真相。即永乐帝很可能是夏原吉，张辅，杨荣三人联合设计害死的， 以错误的军事情报把永乐从京城调离，并在归途中作案，然后假传遗诏让皇太子即位，当时究竟是想让谁即位还是个问题。我猜测很可能会是让皇太孙宣德帝直接即位，跳过皇太子。因为宣德帝自幼受永乐帝喜爱，还为他专门设立了幼军，而内书堂应该也是早在永乐的时期就创建了，培养以后可以辅佐宣德帝的人才。但显然无论「内官监」还是「内礼监」都被儒家集团污名化，甚至企图隐没他们真实的用途
- 宣德帝的驾崩也非常蹊跷， 宣德三年的时候，就已经准备让夏原吉、杨士奇、杨荣等老臣退休了，但他们却在宣德帝驾崩之后继续留任，反而成为了更重要的顾命大臣，成为真正的帝师，人臣所能至极。而宣德帝驾崩的时候不过 36 岁，而五年前才派郑和下西洋，相信宣德帝肯定还是在做变法的推进和努力。而且郑和明显已经完成了最后的工作，绘制了完整的大明一统的地图，并且应该可以开始修订历法，但显然是有人想阻止历法的修订，不得不让宣德帝驾崩
- 正统所遭遇的土木堡之变，则应该是儒教集团想把最后的变法力量，包括新军军队一网打尽，斩草除根。神机营存在的历史的确也是在 1449年之后就再没有了，烟消云散。土木堡之变的真相，则应该是神机营被张辅安排的明朝军队包围围歼了，瓦剌甚至可能都没有出兵，而明英宗之所以能活着，恐怕也是瓦剌对如此做法也感到十分震惊。
那么，为什么儒家集团一定要阻止变法呢？这就要回到明初时候，那个历史背景下去理解了，可能的原因有多个，我们逐一分析：
- 明初时候，儒家信奉的是程朱理学，以上列举的宋濂，方孝孺等都是程朱理学的名儒。他们存在着非常强烈的排斥其他学说的信念。比如杨廉（1452—1525）编撰的「大学衍义节略」其中有一篇「异端学术之差」，其中非常直白地提出了所有非儒家的学说都是异端邪说。摘录几段：「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复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以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是说非孔子六艺的就都应该禁绝了，这样就可以明法度，让人们知道该从哪种学说了。「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凡若此者岂可一二数哉，它而刑名而纵横而百家众技皆是也。惟杨墨老佛乃异端之大者耳」这是说异端学说有很多，非圣人之道的都是，包括刑名，纵横，百家众技都是，而其中杨朱学说，墨子学说，老庄学说，佛家学说是异端中最大的。「圣人之道原于天命之性，乃天生出来而造端乎，上古继天立极之圣神，彼异端者既非天生出来，而上古圣神之时又皆无之其不足信，尚此必然而无疑者」这一段论述完全没有任何说服力，为何儒家学说就是圣人之道而其他就不是了呢？而且这里还透露出来儒家那时竟然有上古圣神这种崇拜，不是说「子不曰怪力乱神」的么？这不是自相矛盾么？而从这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不是君王的选择，而是儒教集团的选择，儒家认为其他学说都是异端邪说，只有儒家的才是正统的，但是很显然没有任何说服力。而儒家为了让自己的学说更有说服力，甚至会去篡改、删减、杜撰古籍，比如「管子」中就充斥了许多礼义廉耻的文字，甚至「群书治要」中收录的「管子.牧民」与房玄龄校注版的有巨大的差别，前者把非礼义廉耻的部分全部删除了。而此系列文章中的「几何、奇器、督府、大学」中也曾经考察，「礼记」中的「学记」和「大学」两篇的首章应该不是儒家文章，但是却被儒家作为儒家经典收录，并对其进行穿凿附会的解释，增补了后面的各十章内容
- 明朝时候，儒家思想非常封闭保守，从上一篇举例的永乐年间，瞿佑写的一本「剪灯新话」在永乐和宣德非常流行，而到了正统七年被列为禁书，成为中国首部被禁之书。禁止它的原因据「明实录」记载「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言：近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调提为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禁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诏下礼部议。尚书胡滢等以其言多切理可行……帝是其议」，总的来说就是写了许多不被儒家认同的观念和故事，被认为是邪说异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肯定是会出现许多新的事物，新的观念，新的习俗的，但很显然，这些在儒家眼里是应该被禁止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其实有着非常严重的三纲五常的观念，甚至女性裹小脚等陋俗，据考察，裹小脚的陋俗其实是从宋朝发端，到明朝开始流行，到清朝就变成传统了。
- 儒家学说中，一直把社会职业按士农工商划分，士和农是最重要的，而工和商则是低贱的职业。在经济发达的过程中，商业必然会昌盛，工匠必然也会多，不种地的，或者不需要入朝做官也可以过的很好的人自然会很多。但是这在儒家眼里会是不务正业，是「无奸不商」，是「奇技淫巧」。在「广东通志」中就记载了一则唐代的逸事「开元中，市舶使右卫中郎将周庆立造奇器以进，柳泽上言，庆立制诡物造奇器用浮巧为珍玩，以谲怪为异宝，乃治国之巨蠹，明主所宜严罚」在唐玄宗时候，周庆立制做了一个奇器进献给皇帝看，柳泽则批评说痴迷奇技淫巧于国有害，应该严惩。 我们知道，其实奇器很可能就是一种巧妙的机械，比如自鸣钟，但显然这样的东西在儒家眼里是无用之物。而郑和他们这些搞天文和百工的，其实有非常多奇器，像自鸣钟，天地仪，观察星体的望远镜，观察矿石颗粒的显微镜，以及为天体拍照的照相技术等等，无一不是奇器，显然永乐和宣德是支持郑和做这些的，而且无论是西周的「周礼.冬官」还是春秋齐国的「考工记」都是平等看待百工和商旅的，甚至女性也是社会经济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考工记」六职依次分别是：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功。可见百工，商旅，女性都在其中有一席之地。儒家言必称「信而好古」「知行合一」也只是口是心非罢了。
- 儒教集团为何要污名化「司礼监」「锦衣卫」「东厂」？司礼监其实早在洪武十七年就设置了，更早还可以追溯到明初时期的「内正司」「典礼司」「典礼纪察司」，在之前文章中已经分析过，司礼监应该是考核官吏绩效和惩治官吏不法行为的职能部门，这些部门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天天悬在官吏的头上，甚至就有人曾经下过诏狱，比如杨溥和于谦，这怎能不被儒教集团所惧怕和痛很？ ；洪武初年就建立了许多战略储备仓库，在「明史.职官志」中被放入宦官类别的十库（甲字乙字丙字丁字戊字），广盈，广惠等就是储备粮食、布匹、丝绢等百姓日常使用的大宗物资的。这些仓库原本许多是建在军队卫所中，由军队辖护，但在宣德驾崩不久的正统初年，国家粮仓就被收归为各地布政司管理，不再有人可以监管；在「广东通志」中对永乐期间设立市舶司监管的描述也可见儒家对监管一事的抵触「然内官总货，提举官吏惟领簿而已」，海关往来贸易巨盛，油水极多，如果不加监管，自然会有许多人中饱私囊。这也可以看出儒教集团为何要抵触明初的社会改革，并把国家公共战略储备、海关总货的监管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了。这与儒家言必称的「天下为公」又是自相矛盾 ，阳奉阴违。至于到了明末张居正，清朝和珅，就变本加厉，内阁首辅，国之栋梁无不家财万贯乃至首富
- 为何郑和下西洋会被叫停？因为明初时候儒家有着非常狭隘的「华夷之辨」的思想，即只把中原甚至江南地区看作是华夏故土，而周边区域都视为蛮夷之邦。在本系列文章的第二篇「一幅地图撬动世界历史」中已经介绍过，明朝时候，只有永乐帝时期的版图最大，奴儿干都司、乌思藏都司和朵甘都司，并且还有三佛齐的旧港宣慰司，但是这些在宣德九年之后就基本都丢失了。永乐五年（1407）攻打下来并建立的交趾布政使司，也在宣德三年（1428）年就放弃了。这些地方的放弃，显然让中国的边疆大大缩减，减少了非常大的缓冲地带； 在本系列文章的第三篇「郑和 与 被隐没的明朝初年社会变革」中也已经介绍，在永乐年间启用了许多非汉人的官吏担任重要职务，而在成化之后就很难找到了，很有可能儒教集团将非汉人都排挤出了官吏体系； 在永乐年间，因迁都北京也发生过多次的争执，甚至儒教集团集体给永乐施压，反对迁都，在明英宗发生土木堡之变后，景泰帝也立即启动迁都回南京的讨论。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南方开始统一北方的政权，在明朝之前，北京所在的燕云十六州已经丢失了 400 多年，而当时明朝最大的威胁就是北方的蒙古部落，迁都北京显然可以将国家防御战略重心放在北方，以坚决抵御侵犯，维护华夏一统，而儒教集团总是要迁都回南京，自然是希望将国家朝柄的重心掌控在江南地区。儒家这种自私自利、区别华夷，地域和民族歧视，以及妄自尊大，实在也与其自称的「天下为公」「克己复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相径庭。这些特征到了明末愈发增强了，整个王朝都不了解海外情况，以至于被西方传教士用自己古人的书籍欺骗而毫不知悉，到了清朝末期，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时甚至可以非常轻易地就把辽宁和台湾割让了，似乎它们不是华夏领土。
- 郑和新的历法为何得不到修订？ 因为那时儒家信仰的是朱熹认同的「浑天说」，即地球在宇宙的正中心，太阳，月亮等围绕其运行，总共有九重或者十二重天，是一种地心说，感兴趣的可以阅读「函宇通」就明白了。而天地之所以成为如此方式，也有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解释，大意是天以清而轻，地以浊而沉，因此最重的就只能在宇宙的正中间了。而郑和他们的历法修订肯定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并且运转轨道是椭圆，不然不可能比以前的元代大衍历和回回历更准确地预测日食和月食。另外，作为一直被儒家视为重要的天文历法，如果被其他异端学说修改了，肯定是更不可以的了。这必然会从根本上动摇程朱理学的根基。儒家学说如何可以继续？所以必然会反对修改。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被反对了，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里就记录过「是时，司天历官皆承世族隶，名食禄本无知。历者恶朴之术过己，群沮之，屡起大狱，虽终不能摇朴，而侯薄至今不成」民间天文学家卫朴花了五年时间认真测算的历法，被司天监的人心生妒忌而阻碍修订，甚至罗织罪名想让他下狱，虽然没有得逞，但是卫朴的历法方案只有六七成被接受了，还有许多没有修订，让卫朴和沈括都感到遗憾不已。
- 明朝之前的元代，儒生的地位非常低，有一个说法是“儒九十丐”，即儒生的社会地位在元代仅高于乞丐。元代停止了很长时间的科举考试，使得读书致仕成了泡影，所以很多读书人转而去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了，比如可能从事工匠工作，或者经商。而儒家的梦想就是要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泽荫后代，甚至最好可以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帝王师。明末时候写「天工开物」的宋应星（1587-1666）曾经写过一篇「进身议」其中写到「读书应举者竟不知做官为何本领，第以位跻槐棘阶荣，祖父荫及儿孙，身后祀名宦入乡贤，墓志文章夸扬于后世」，可谓是把身份和名声看的之重要写的非常形象了。而明初时候显然儒家面临巨大的竞争，皇帝设置了「内书堂」讲授不同于儒家的知识，设置了「司礼监」不让儒家成为帝王师，不能总揽朝政，不能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甚至还可能会被考核业绩而遭到罢黜； 另外还设置了「内官监」，经常看到郑和他们拿出一些奇器，从海外带回许多奇珍异宝，得了皇帝的许多宠爱，怎能不嫉妒？ 怎能不担心让他们的梦想成为泡影？
- 儒家的竞争力和实用性其实相比其他学说差很多，儒家在唐和宋就曾面临很大的问题，比如北宋王安石在的其文集的第一篇文章中就告诉宋神宗变法的困难其实是缺乏合适的人才，虽然培养的人很多，但他们都不堪用「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才者」「以课试之文章使之耗精疲神穷日之力」「明经之所取亦记诵而略通于文辞者」「学者亦默然自以礼乐刑政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当知也，学者之所教讲颂章句而已」；而唐代的「杜祐通典」也写到「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何哉？其患在于习之不精，知之不明，入而不得其门，行而不由其道」「学者以多阅为广见，以异端为博闻，是非纷然塞胸，满腹项洞茫昧而无条贯，或举其末而不知其本，原其始而不要其终，高谈有余待问则泥，虽驰百家，日诵万字，学弥广而志弥惑，闻愈多而识愈疑，此所以勤苦而难成」杜佑这一段写的非常本质了，可见儒家其实在唐朝时期就面临很大的困境了，但是可惜，到了宋，乃至明清，不但没有改进，反而形成了一种宗教性质的学说，开始试图把控朝柄了。
以前了解西方中世纪历史时，知道存在一个王权与宗教斗争的时期，即11世纪-13世纪，而从未想过中国也会存在这种情况，当然，在中国是反过来的，是儒教从王权夺权。但是如果回溯历史，会发现其实自汉代就开始了，比如王莽，应该就是第一次成功的儒教集团夺权。中国自汉以后的 2000 多年的历史，实在是处于儒教集团不断夺权之中，历代王朝更替都无法清理，每次国家抖擞精神重新繁盛之后，他们就鸠占鹊巢，如癌症般不断繁衍令国家衰亡…
甲辰年正月初八